今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溫家寶總理則坦言，“我的腦子里充滿了憂患”。總書記和總理在同一時段內如此強調憂患意識，不是隨意，更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對當代中國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清醒認識，基于對中國共產黨人歷史使命的自覺擔當，基于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深厚感情的真誠體現。所以，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秉持憂患意識，既是一種現實要求，一種責任自覺，更是一種政治境界。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體現在知憂患上。今日的中國發展成績很大、成就很多，但“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同樣很多，甚至很嚴峻。
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中國經濟中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四大結構性問題，哪一個都是懸在中國經濟發展頭上的利劍。比如，我們的經濟增長很大依賴于投資，但我們是否還能支撐已高得離譜的投資率；我們的經濟增長也很大依賴于外貿出口，但現在日益增加的貿易摩擦與貿易爭端，已使我們不能再保持持續貿易順差；我們的經濟增長還很大依賴于資源的高消耗與環境的軟約束，但面對日益緊張的資源供給與嚴峻的環境壓力，我們還能繼續如此大手大腳嗎？
進一步看，我們這些年的發展在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時，也忽略了很多該做的工作。比如，這些年來，我們在注重效率，不斷做大蛋糕的同時，社會貧富差距也在不斷加大，基尼系數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體占有了接近一半的財富，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方面形勢嚴峻；再比如，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過去被捂住的各種老大難、爛攤子和積累遺留的大量問題都相繼暴露出來，像由于拆遷補償問題引發的沖突、由于干群關系緊張產生的糾紛、由于農民失地生活無保導致的對立等等。這些問題盡管可能表現為一個側面、一個局部、一個環節的問題，但放置于矛盾凸顯期這一大背景下，就有可能演化為社會性的問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
鄧小平曾講過一句話，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在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前，人民群眾可能對公平正義等社會問題的感受并不強烈。隨著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開始日益增長，對于政治參與方面的要求也相應增長。由此，溫總理指出，要把“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一重大歷史任務。但實事求是講，我們在這些方面還準備不足，這一歷史任務才剛剛破題。可是，在人民群眾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日益快速提升的情況下，我們不僅要做，而且要盡快做，做慢了都不行。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還體現在能憂患上。我們一些黨員干部不是不知道上面所說的這些問題，也不是不知道憂患的客觀必要性，但是在現實中卻往往很難樹立起憂患意識。總是在想，我們干了那么多的事情，發展取得的成績也是明擺的，不說功勞，苦勞總有一點吧。何況我們現在也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過得好一些，何苦把自己搞得那么苦。
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我們的目標不是一時一事的應付了事，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發達。對于某一階段性的工作，我們可能已經完成了，甚至完成得還很好，但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大事業來說，我們還只是剛剛起步。正如溫家寶總理強調的那樣，“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必評功擺好”。的確，我們已經總體小康了，我們的一些人包括黨員領導干部可能已過上相對好的生活，但在不平衡、有差距、低水平的小康現狀背后還有很多的群眾日子并不寬裕，甚至還有很多艱難疾苦。如果我們還不忘自己是共產黨人，那么，共產黨人的覺悟、共產黨人的責任、共產黨人的使命，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了我們要能憂患，要去憂患，要甘于憂患。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更重要的在于要去解憂患。看到問題的存在，也意識到問題的緊迫與嚴峻，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頭腦中、觀念里、感情上，那是不夠的。我們要通過政策的設計、制度的安排，把我們已經意識到的、可以通過努力而加以解決的問題給解決掉，這才是憂患的現實意義所在。這就要求我們共產黨人甚至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與勇氣，消除阻礙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利益結構和體制機制障礙，消除引發憂患的各種問題與弊端。
清醒而知憂患，自覺而能憂患，務實而解憂患。秉持憂患意識這樣一種政治境界，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中國人民必能真正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將更加輝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早日實現！
（責任編輯：admin)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體現在知憂患上。今日的中國發展成績很大、成就很多，但“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同樣很多，甚至很嚴峻。
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中國經濟中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四大結構性問題，哪一個都是懸在中國經濟發展頭上的利劍。比如，我們的經濟增長很大依賴于投資，但我們是否還能支撐已高得離譜的投資率；我們的經濟增長也很大依賴于外貿出口，但現在日益增加的貿易摩擦與貿易爭端，已使我們不能再保持持續貿易順差；我們的經濟增長還很大依賴于資源的高消耗與環境的軟約束，但面對日益緊張的資源供給與嚴峻的環境壓力，我們還能繼續如此大手大腳嗎？
進一步看，我們這些年的發展在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時，也忽略了很多該做的工作。比如，這些年來，我們在注重效率，不斷做大蛋糕的同時，社會貧富差距也在不斷加大，基尼系數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體占有了接近一半的財富，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方面形勢嚴峻；再比如，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過去被捂住的各種老大難、爛攤子和積累遺留的大量問題都相繼暴露出來，像由于拆遷補償問題引發的沖突、由于干群關系緊張產生的糾紛、由于農民失地生活無保導致的對立等等。這些問題盡管可能表現為一個側面、一個局部、一個環節的問題，但放置于矛盾凸顯期這一大背景下，就有可能演化為社會性的問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
鄧小平曾講過一句話，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在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前，人民群眾可能對公平正義等社會問題的感受并不強烈。隨著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開始日益增長，對于政治參與方面的要求也相應增長。由此，溫總理指出，要把“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一重大歷史任務。但實事求是講，我們在這些方面還準備不足，這一歷史任務才剛剛破題。可是，在人民群眾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日益快速提升的情況下，我們不僅要做，而且要盡快做，做慢了都不行。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還體現在能憂患上。我們一些黨員干部不是不知道上面所說的這些問題，也不是不知道憂患的客觀必要性，但是在現實中卻往往很難樹立起憂患意識。總是在想，我們干了那么多的事情，發展取得的成績也是明擺的，不說功勞，苦勞總有一點吧。何況我們現在也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過得好一些，何苦把自己搞得那么苦。
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我們的目標不是一時一事的應付了事，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發達。對于某一階段性的工作，我們可能已經完成了，甚至完成得還很好，但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大事業來說，我們還只是剛剛起步。正如溫家寶總理強調的那樣，“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必評功擺好”。的確，我們已經總體小康了，我們的一些人包括黨員領導干部可能已過上相對好的生活，但在不平衡、有差距、低水平的小康現狀背后還有很多的群眾日子并不寬裕，甚至還有很多艱難疾苦。如果我們還不忘自己是共產黨人，那么，共產黨人的覺悟、共產黨人的責任、共產黨人的使命，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了我們要能憂患，要去憂患，要甘于憂患。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更重要的在于要去解憂患。看到問題的存在，也意識到問題的緊迫與嚴峻，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頭腦中、觀念里、感情上，那是不夠的。我們要通過政策的設計、制度的安排，把我們已經意識到的、可以通過努力而加以解決的問題給解決掉，這才是憂患的現實意義所在。這就要求我們共產黨人甚至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與勇氣，消除阻礙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利益結構和體制機制障礙，消除引發憂患的各種問題與弊端。
清醒而知憂患，自覺而能憂患，務實而解憂患。秉持憂患意識這樣一種政治境界，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中國人民必能真正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將更加輝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早日實現！
（責任編輯：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