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綠色和平組織調查顯示，在抽檢的四款立頓袋泡茶中檢測出滅多威等17種農藥殘留。包括農業部禁用農藥滅多威，但衛生部的標準卻規定滅多威最大殘留限量為3mg/kg，且比歐盟的0.1mg/kg最大限量標準高出30倍，因此，立頓強調其產品符合中國標準。顯然，國內外商品信用相繼淪陷直接暴露了國內標準的亂象。

　　當前食品藥品國標身負國民健康赤字之困，首先在于國標體系的高度行政化和權力化，使國標制定部門化、部門標準利益化。具體而言，相對于歐美標準化體系的非官方之市場自律主導，中國國標的制定主體是國家標準化委員會、行政部門和準行政的行業協會等，這使中國國標本質上是一種生產者標準，而非市場標準。即盡管主導國標的行政或準行政機構屬于獨立第三方，但目前國標制定是在參照國際同業標準的基礎上，主要滿足企業訴求，消費者很難有效參與國標制定，更難產生硬約束。

　　如國標的制定框架無法為市場供需主體提供有效的自利博弈平臺，發揮市場自律和自治效應，使國標的制定無法有效保護消費主體的利益。同時行政機構缺乏精力和能力搜集關鍵信息，甄別國標利弊，導致行政主導的國標很容易出現監管被俘獲風險，即由于標準制定直接影響企業利益，企業往往以生產技術狀況等為由游說相關部門降低標準，如最近乳業新標準制定就傳出乳業巨頭主導國標風險。

　　其次，國標身負健康赤字，根源于管理層延續計劃短缺時期的監管理念，以及當前粗放式增長模式潛存的供給沖擊憂慮。隨著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趨高，人口老齡化下人口紅利結束，國內儲蓄率趨降，以要素資源投入主導粗放增長模式不僅難以為繼，而且長期堅持的增量發展化解存量矛盾之理念，使當前面臨經濟增長成本釋放下的通脹風險。這不僅致使政府擔心供給沖擊并未遠離，而且使政府在處理經濟社會矛盾上，傾向于保障供給而非保護需求，從而在國標制定中過度照顧企業利益，使國標就低不就高變成常態。

　　以當前頻發的食品安全問題為例，如高標準的食品藥品安全系數，無疑意味著企業需投入相對較高的運營和管控成本，而要消化運營和管理成本的上升，單純要求企業顧全大局壓縮利潤將容易致使企業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導致供給沖擊，從而惡化通脹；而企業提高價格則既影響其市場競爭力，又受到臨時價格管制限制而難以自如。殊不知，長期的寬松貨幣政策，要素資源價格和交易成本上升，使目前通脹壓力高企；而監管層為實現保增長與遏通脹之平衡，傾向于采取臨時價格管制政策，從而使企業運營成本上升壓力得不到有效釋放。

　　鑒于此，盡管當前頻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已使居民為規避風險而對價格不那么敏感，但通過價格信號提升食安水平并不暢通，最終市場不得不自發轉向競次博弈，即企業為降成本保利潤，而傾向于選擇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之低質量供給模式，同時政府也在供給沖擊、通脹壓力與保增長的權衡下，通過變相壓低國標等手段默許企業這樣做。是為當前食品安全問題頻繁發生，跨國公司標準歧視以及部分專家摒棄學術和道德良知為企業競次背書之深層原因。

　　由此可見，當前不徹底舍棄經濟粗放模式，即便上調國標和允許消費者參與國標制定，最終也將以質檢監管被俘獲之問題后移呈現，如最近媒體揭秘部分質檢部門以出錢多寡決定企業產品合格率，就充分反映了監管被俘獲和高標準國標形同虛設之風險。

　　要有效貫徹溫家寶總理最近提出的“絕不靠犧牲人民健康換取經濟增長”的目標，需反思經濟不轉型之幻覺，應不惜以摒棄保增長之魄力，致力于經濟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發掘經濟內生型增長潛質，理順市場價格秩序，使消費者的健康訴求真正成為市場良序競爭的價格信號，并實現經濟增長不以犧牲人民健康為代價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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