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房價最新數據，2010年3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1.7%，其中新建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4.2%，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上漲15.9%。這個漲幅，創造了該統計數據建立以來的最高歷史記錄。一些大中城市，房價漲幅更是令人咋舌，以北京為例，3月15日出現三塊“地王”后，隨之房價幾乎是幾天一漲，通州新盤每平方米更是直奔3萬元大關。

　　2010年4月14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政策措施。會議確定了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增加住房有效供給、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加強市場監管等四方面政策，要求二套房貸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

　　4月17日，《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要求，要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房價過高地區可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

　　“中央近一段調控政策是果斷而及時的，因為目前房地產市場存在的投機炒作行為會對未來房地產市場長期、持續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楊建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一輪調控政策是基于對市場客觀研究之后推出的針對性很強的政策，政策力度很大，但產生的負面效果會很小，因為這是一種局部“手術”，是把市場中的“瘤”給切除掉。

　　2． 2010年5月，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漢大學聯合完成的“湖北省‘蟻族’調研報告”出爐。報告顯示，武漢“江蟻”數量為3萬—6萬人，近半數“江蟻”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蟻”出身“窮二代”。

　　報告稱，九成以上“江蟻”來自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的其他各縣、市、州。從出身看，47.3%的“江蟻”來自農村，家庭經濟狀況—般；34.5%的“江蟻”來自城市，家庭經濟狀況—般；81.8%的畢業生家庭經濟狀況—般。”

　　此外，16.3%的“江蟻”7—12個月就要換—次工作，經常換動工作與不經常換動工作的人數各占—半。50.7%的人沒有參加社會保險，58.7%的人沒有參加過任何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工作時間為8小時的占48.3%，多于8小時的占37.1%。“48.6%的‘江蟻’偶爾或者經常需要家里補貼生活開支。”

　　參與此次調查的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黎民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調查反映出的八成“江蟻”出身“窮二代”這—現象，源于當前中國社會日趨成型的“代際壁壘”。黎民說：“以自己帶的研究生就業為例，凡到銀行就業成功的，幾乎都是父母或親戚在銀行的，或是父母與金融系統高管有—定關聯的。從經驗判斷，經濟狀況—般或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會資源，其子女就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這也表明，社會在開放性增加的同時，其階層封閉性和固化趨勢在加強；市場經濟本有的開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壓抑。”

　　黎民同時強調，大學擴招所致的就業市場供過于求，以及地區、城鄉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畢業生往大城市集中，也是“蟻族”生成的重要原因。

　　3． 2007年，孫波從東北某大學畢業后和3個同學一起來闖北京。他現在租住的房屋，位于北京朝陽區廣渠路附近一棟六層高的舊民宅里，因為是樓房，而且小區實行了物業管理，外表看不出任何“蟻族”的印跡。

　　“一個不到100平方米的兩居室里住了8個人，你說算不算‘蟻族’。”孫波笑著說，兩間臥室每間住兩個人，客廳被打成了四個隔斷，其中一個6平方米的隔斷就是自己的家。“僅僅能放下一張床和電腦桌而已。”孫波告訴記者，與他一起“蝸居”此地的8個人當中，除了一位40多歲的大姐外，清一色是年輕人，25歲上下，大學畢業不久，月收入2000元至4000多元不等。

　　孫波坦言，當初自己也是因為看中北京的大都市生活才選擇和同學來北京“闖蕩”，在哪個城市都是“漂”，也許北京的機會大一些。來了北京之后才發現，北京并沒有滿地的工作等著他們去挑挑撿撿，特別是在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情況下，找一個與自己專業對口的工作很難。“我分析了一下，可能只有銷售工作的門檻比較低，只有降低標準。”孫波透露，學電子信息化專業的他，來北京一個星期后他找到了一份在廣告公司做銷售的工作，月薪1500元。還好，孫成波的收入增長還不算很慢，工作兩年半，呆了4家公司，收入也從1500元、2500元、3500元增加到現在的4500元。

　　至于買房的想法，孫波坦言，“房價太高了，現在還沒有想過。” 一套動輒百萬元以上的房子，是孫波們無法企及的。最讓“蟻族”們沒有安全感和歸宿感的是，由于沒有北京戶口，雖然政府的保障房建設力度空前加大，但政策很難惠及到這部分人群。孫波感嘆地說，不敢奢望這些政策能輪到自己頭上，哪怕是公租房、廉租房。

　　4．自1999年以來，我國高校連年大規模擴招，大學教育發展過快；“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就業觀念；再加上我國社會城市化、人口結構轉變、勞動力市場轉型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等一系列變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在大城市就業。他們多半都是 “為了興趣，為了理想”的追夢者。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小磊從一個民辦大學畢業后主動選擇從菏澤來青島的。他一個人住在小水清溝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個月200塊錢房租。屋子里沒有暖氣，沒有家用電器，只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寫字臺，冬季房間里溫度和室外溫度差不多。小磊說，“在青島有這樣的條件已經不錯了，想想菏澤老家，家里冬天比這邊還冷。我現在晚上蓋兩床被子就暖和了。”

　　剛到青島，小磊身上只剩下幾百塊錢。他也是先找了份服務員的工作，后來又跳槽到一家房地產公司，一直做了下來。工資大概也就是1000元左右，如果做得好，每個月會有獎金和提成。目前，小磊又打算換工作了，至于會從事什么樣的職業，他沒有明確的目標。

　　“那你為什么不找一份符合自己專業的工作呢？或者有沒有想過再回老家？”

　　“我學的是公共事業管理，照目前社會狀況看，很難能找到符合自己專業的工作。我喜歡大城市的生活，青島畢竟是一個大城市，機會也會更多一些。至于回老家，我想都沒想過，既然出來了，就不會回去。我還年輕，應該多奮斗一下。未來是美好的，我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只要我努力奮斗，我就一定能成功。”

　　5． “現在回想起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還是有點心驚膽顫。”坐在電腦前，逃回浙江臺州的悠悠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從某大學畢業后，悠悠在一家節目外包公司，做財經類節目的編導，干得很辛苦，卻看不到前景。“上海這樣的節目公司有很多，而且都喜歡招應屆畢業生，因為價格低，不給交‘五金’也才給2000元一個月，而且什么事都要做，寫腳本、聯系客戶、選拍攝場地、剪輯片子，甚至道具都要自己去弄，而且老板一直不肯跟我簽正式合同。”

　　在上海工作了半年多，悠悠覺得“撐”不下去了，看不到工作的前景只是其次，更糟糕的是，溫飽都漸漸成了問題。“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工作了差不多半年，我回臺州時，身上基本上沒自己掙的錢，連租房的押金都是爸媽墊付的。”

　　在上海，悠悠算得上是“蟻族”。公司在浦東張江，而她的各項開支已經逼近最低生活標準。不得已，在公司附近租農民房，800元一個月，為了省錢，只能自己做飯，晚上多做一點，第二天中午再帶去公司當午飯。到后來，即使每周末到附近的小館子解饞，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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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