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證母親”認罪，還有誰該反思？

　　親為兒子在京上學辦假證，受審流淚認罪。一個非京籍的孩子想在北京讀小學竟然需要不同部門的5個證明，差一件都不行。因為辛辛苦苦從老家開回的證明“不合格”，山東母親曹某想辦個假證把兒子送進學校，不料被抓。“一想到受過刑罰會影響孩子的將來，我心里就難受。”庭審法官表示：曹某雖然是為了行使正當的教育權才觸犯了法律，但任何理由都不是違法犯罪的理由。曹某應該通過正當的手段為孩子辦理借讀證，曹某為了少跑路，而購買假章假證，使相關行政機構秩序被打亂，危害比較大。（12月11日《北京青年報》）

　　任何理由都不是違法犯罪的理由，法官說得對。但對于這位母親的行為“危害比較大”的說法，我覺得似乎言過其實了。她做假證，從一定程度上看也是“被逼無奈”——她已經請假回老家開過一次所謂的“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被認為不合格，如果再跑一趟不僅花錢，還可能丟了工作。并且，她做假證并無其他惡意，她的目的無非是讓自己的孩子有個學上而已。說句可能不太合適的話，即使她“陰謀得逞”，其結果也只是減少了一位失學兒童罷了，“危害”大在何處？

　　這位母親辛辛苦苦從老家開來的“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是用信紙手寫的，加蓋了老家鎮政府的公章。北京回龍觀鎮政府工作人員說，“無監護條件證明”要求統一格式的打印件，曹某開具的信紙手寫證明不符合要求，得重開。手寫的不行、非得是打印的，這樣的“統一格式”有必要嗎？至于“父母暫住證的辦理時間要在6個月以上”，就更是有點“無厘頭”——難道孩子的父母在北京只暫住了5個月零29天，孩子就沒資格上學？這是誰定的標準？怎么看這都有點“機械”，甚至在客觀上頗有幾分“刁難”的意味。

　　現在，對孩子（特別是流動人口的子女）上學設限的現象，不僅北京一地存在，所要求的條件也千奇百怪，不止是所謂的“五證”。《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我國公民依法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某些地方搞的那些條條框框，是否侵害了孩子的受教育權？

　　大多數時候，類似的限制和要求只由外來務工人員“享受”，而當地的市民卻無須受到這方面的限制。這種做法是否在搞雙重標準？是否在人為地加大城鄉之間的鴻溝、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相對于城市里的市民，外來務工者是更應該保護的弱勢群體，絕不能成為被限制、被欺負的對象。孩子不僅屬于他們的父母，更是屬于整個國家、屬于整個民族。不管出于多么堂皇的理由，對教育設限都是極其短視的行為。外來務工人員的增多，確實給城市里的學校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但對此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應是積極加大教育的投入、擴大教育的規模，而不是削足適履，靠剝奪部分人的受教育權來尋求表面上的“平衡”。否則，長此以往，必將帶來難以彌補的遺憾。

　　“假證母親”已經認罪，她確實違反了法律，但我覺得全社會都應為此反思！

　　（文/喬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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