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的未來在于真正和解

　　中日關系從去年以來持續惡化，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提出不少建議，包括簽訂海上條約或新的法律文件來實現關系再次正常化。然而，包括中日關系在內的東北亞國際關系問題，最終癥結還在于歷史問題上的真正和解，僅僅依靠法律方式不能實現。

　　通過法律無法實現和解的歷史問題

　　和解與法律解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雙方對過去達成了共識，在此基礎上面向未來構筑新關系，更多指的是雙方相互的接受。戰后在美國主導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通過較小數額的戰爭賠償，從法律上解決了歷史問題，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中日之間則是通過中國主動放棄戰爭賠償，談判后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與亞洲已經從法律上解決了歷史問題。

　　基于上述法律觀點，部分日本人強調歷史問題已經解決，村山談話體現自虐史觀，在慰安婦問題上認為中韓翻舊賬，靖國神社問題上干涉日本內政。然而，從和解的角度看，歷史問題遠遠沒有解決。這不是單純依靠條約、聲明或協定可以解決的，根本問題在于近代史上的負債問題沒得到真正的總結。

　　戰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東京審判結果基礎上回歸國際社會，實現了同亞洲國家關系正常化，但這都是外力主導下進行的“被動的歷史總結”。而對歷史問題，日本一直沒展現出“主動總結歷史”的勇氣。現在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很多根源于此。有人可能會認為，戰后日本決心成為和平國家，反戰和絕對和平主義的思潮不正是總結歷史的結果嗎？需要指出的是，這只不過是對過去的簡單否定而非真正的總結。日本政府應當主導總結日本從開戰到戰敗過程的原因。正因為一直沒有做這項工作，現在才會出現對憲法不滿意，對勝者強加的東京審判感到不公平的情緒。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日本一度曾展現出的主動姿態，河野談話和村山談話就是具體體現。在此基礎上，日本建立了亞洲女性基金，處理在華遺留化學武器等。這都是為了實現和解而作出的務實做法，應當積極評價。遺憾的是，這種主動總結歷史的姿態，沒有很好的繼續。

　　歷史問題上的“經濟賬”和“道義賬”

　　從對慰安婦和強行征用勞工的賠償的具體案例看，日本政府的態度是堅持賠償問題已在恢復邦交時解決了。這背后體現了對一旦允許賠償將可能導致賠償范圍擴大，造成不可預測的經濟負擔的擔心，即算“經濟賬”。然而，在歷史問題上算經濟賬，很多時候并非明智的戰略選擇，因為這里存在一個更為重要的“道義賬”問題。如果過度強調所有問題已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就會在國際社會造成逃避道義責任的印象，在道義上失分。

　　對日本來說，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向國際社會表明，日本與亞洲國家已經在法律上解決了歷史問題，但為了真正的地區和解，日本愿意通過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告別過去面向未來。這樣不僅不會讓日本的法律立場受損害，還能在國際社會獲得道德高度。

　　即使算“經濟賬”，日本也不會有太多損失，受害人都已高齡，人數也不多。更重要的是，如果這些人去世的話，日本就算愿意進行經濟賠償，也找不到對象，屆時經濟賬和道德賬都是負效應。另外，中國當年連巨額的戰爭賠償都可以放棄，難道還會無限度地索賠嗎？

　　據《朝日新聞》報道，野田內閣時期曾同韓國就慰安婦問題幾乎達成共識。具體做法是，駐韓國大使向慰安婦當面道歉，日韓首腦舉行會談，日本政府出資進行人道救援。關于慰安婦問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1965年日韓關系正常化談判中已經解決了。野田內閣的方案是在堅持這個立場的基礎上的妥協方案，與小淵惠三時期5億日元的亞洲女性基金的做法類似。這是為了地區和解的意愿，也是具體操作的靈活性的體現，很遺憾最后沒有實現。

　　實現和解也需要中韓努力

　　作為侵略戰爭受害者，中韓無疑在道義上有制高點，但要實現東北亞的真正和解，需要弱化受害者心態，并對日本為和解作出的努力予以積極回應。

　　首先，對于歷史問題的基本態度，要從追求道歉向確認事實重點轉移。正如中國前總理溫家寶2007年訪問日本時在日本國會所說的，日本領導人已經對此多次道歉反省。今年9月，日本新任駐華大使也在中國媒體上表達了道歉。現在的問題不是日本沒有道歉，而是有一部分人不承認歷史，但這些人并不代表廣大民意。面對這樣的現實，讓已經道歉的人繼續道歉就會損傷民意，惡化輿論空間，重點應當要對不承認歷史事實進行追究。對那些完全否定侵略歷史的人，必須堅決反對。

　　而那些在具體史實尚有爭論的問題，繼續歷史考證固然重要，采取以情感人的辦法可能會更加有效。猶太人對納粹德國大屠殺的態度可供借鑒。對于二戰中大約600萬猶太人被屠殺的數字，學術界存在爭論，但猶太人的回應方法很聰明，提出這不是數字的問題，因為使用數字事實上是對犧牲者的非人道化對待。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夢想和希望，有親人，有孩子，藝術家、學者、醫生、律師，如果他們活著的話，會對社會作出什么樣的貢獻呢？這樣的道德詰問，會讓數字爭論變得很可笑，和解的可能性也會增大。

　　其次，在歷史問題上批評日本，不如同日本一道對日本的歷史錯誤進行總結。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韓共同歷史研究為什么進展不理想，原因就是雙方過度關注具體史實，而沒有把重點放在為什么及日本當時是在怎么樣的情況下作出錯誤的決策、當時的國際形勢如何、經濟危機的影響如何等原因的探究上。這樣的知識性努力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建立在對日本特殊性批評的感情化基礎之上。

　　大屠殺悲劇的土壤在于社會的不寬容，德國的歷史以及其他很多國家同樣證明了這一點。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不寬容呢，就需要對人類如何不犯同樣的錯誤進行普遍性的反思。我參觀夏威夷的珍珠港紀念館時，對美國方面翔實地分析日本為什么發動攻擊的當時國際形勢、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變化背景的展示而不是單純地展示戰爭的殘酷印象深刻。后來才得知，美國國防部專門設有歷史局，這樣的反思具有普遍意義。

　　最后，強化民間紐帶的作用，特別是公民社會之間的聯系。著名指揮家小澤征二在今年9月接受采訪時說，“中日關系政府可能關系冷淡，但我完全感覺不到。”中日關系重要的是每個人之間的關系。日美之間活躍著很多的民間團體，他們在推動日美關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中日之間盡管民間外交一直被稱為傳統，但基本屬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民間交往，當然這也需要中國的公民社會真正發展才能發揮外交作用。

　　美日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通過法律方式解決了歷史問題，但今天的日美關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雙方之后幾十年的和解進程。法律方式在解決歷史問題上的能力有限，只有真正的和解，中日關系才能結束過去面向未來。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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