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新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戶籍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我國傳統戶籍制度正式形成。此條例確立了一套新的戶籍管理辦法，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多項人口登記規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對人口流動進行了嚴格的管制。單純從經濟的角度看，1958年起實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隨后的饑荒之年，如果人口毫無管理地盲目流動，造成的社會危害與社會管理成本將是無法想象的。這個制度在當時對穩定社會經濟有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條例的頒布也在城鄉之間、城市之間構筑了一道道高墻，而現在為各方人士深感頭痛的城鄉“二元經濟”也由此蔓生出來，并一直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困擾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統計中把享受國家供應糧的城鎮居民劃為“非農業戶口”，從此，中國城鄉分離的二元模式初步形成。1964年8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該文件比較集中的體現了處理戶口遷移的基本精神：對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此規定堵住了農村人口遷往城鎮的大門。

2．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傳統的戶籍制度在不斷的進行調整。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農轉非”、“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大城市的“藍印戶口”、城市戶口買賣、城市購房入戶等現象逐一涌現出來。

1977年11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提出“嚴格控制市、鎮人口，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項重要政策”。該規定進一步強調要嚴格控制農村人口進入城鎮，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長期以來，戶籍制度還與糧油關系、勞動人事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緊密掛鉤，它從不同方面限制著中國人的遷徙自由。戶籍是一道無形的墻，阻礙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墻的一邊是城市更好的福利，另一邊是農村的公共服務不足。

1984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準予落常住戶口。統計為非農業人口，吃議價糧。給了部分人以“遷徙自由”，農民由此獲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權利。

1997年，公安部提請國務院批轉《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于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的意見》，明確提出從農村到小城鎮務工或者興辦第二、三產業的人員，小城鎮的機關、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聘用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在小城鎮購買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與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可以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1998年，公安部提請國務院批轉《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主要規定：實行嬰兒落戶隨父隨母自愿的政策；放寬解決夫妻分居問題的戶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戶；尤其是第四條：“在城市投資、興辦實業、購買商品房的公民，及隨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穩定的職業或者生活來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當地政府有關規定的，可準予在該城市落戶。”這解決了新生嬰兒隨父隨母落戶、夫妻分居、父母投靠子女等幾個民眾反映強烈的問題。

2001年5月1日，國家明令取消《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明》，終結了延續近40年的“戶糧掛鉤”政策，為今后戶口遷移制度的改革排除了一個重大制度性障礙。2001年，公安部提請國務院批轉《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對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的人員，不再實行計劃指標管理。2001年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指出，要“消除城鎮化的體制和政策障礙”，“改革城鎮戶籍制度，形成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機制”。同年10月1日，國務院批準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開始實施，中國兩萬多個小城鎮中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來人口均可辦理小城鎮戶口登記。

2003年江蘇省對戶籍管理制度進行改革，自５月１日起實行按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制度，取消城鎮戶口和農業戶口，統稱居民戶口。取消“農業戶口”。戶口遷移將更容易，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或穩定生活來源，就可以獲準遷入縣城、鄉鎮所在地。

近年來，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福建、山東、吉林、河南、湖南、四川等地的戶籍制度改革，都開始啟動。但公民還期待著更大的舉措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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