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冤案追責，不能再由傳言來“終審”

　　近日，一則“‘女神探’被終審”的消息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體瘋傳。消息稱：杭州市公安局警官聶海芬在當年辦理安徽少女王冬奸殺案時，誤將作案嫌疑人鎖定為安徽人張高平、張輝叔侄，致使張氏叔侄被法院錯判坐十年冤獄，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已審結聶海芬涉嫌濫用職權一案。浙江在線記者隨后對這一消息進行了核實，杭州市檢察院、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均表示未提起公訴和審理此案，消息不實。而聶本人也表示自己正在正常上班，并沒有受審的情況。(綜合1月18日浙江在線、澎湃新聞等報道)

　　自浙江叔侄冤案見諸媒體后，聶海芬的名字，就幾乎成了這起備受關注案件的另一個標簽。而在冤案平反后，有關聶海芬的傳言，從“被調查”，到“將晉升”，再到此次傳出“被終審”，雖然一次次被反轉、證偽，但每一次都在撩撥輿論的神經。

　　這種不實消息的傳播，當然不應該被鼓勵。但要知道，類似傳言一次次被證偽，又一次次的“卷土重來”，其所對應的一種非正常的信息傳遞機制，與傳言背后的民意期待和訴求，卻不應該被完全忽視。事實上，遲到今天，有關浙江叔侄一案的追責問題，仍展現出不為人知的神秘狀。到底哪些人被追責，又受到了怎樣的處理等等都是一個謎團。在這樣一種信息霧霾之下，有關聶海芬的種種消息迭出，其實并不令人意外。

　　在2014年媒體對于十大冤案追責的盤點中，浙江省政法委就對媒體回應稱，對叔侄冤案相關責任人已經進行了組織內部追責，但對于具體追責了哪些人、追責措施等細節，則表示不便透露。一起引發全國關注的司法冤案，追責居然是“內部進行”，且不便對外透露，這本來就顯得足夠耐人尋味，且違背常識。要知道，冤案追責其實展現的是負責任司法的擔當，也是冤案糾偏、確保冤案不再發生的必然要求，更是制造冤案者的一次救贖，為何要表現得如此“低調”，不容外人道?

　　當然，此次有關方面證實聶海芬仍在正常上班，也并不排除其可能已經受到處分。但作為此案的一個“關鍵性”人物，聶個人到底應承擔怎樣的責任，相關方面是否對之進行了相應的處理，不應該由公眾來完成假想中的“終審”。這關系到該案的平反、追責的誠意和程度，而對于聶個人而言，也是一種真正的“保護”和解脫。要知道，如果未有正式的官方說法，很難說如此有關聶的“傳言”會就此結束。而這樣的傳言，對聶本人可能造成的隱性傷害也不應該被忽視。

　　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中，聶本人已經成了浙江叔侄冤案責任承擔的一個“靶子”，所以才會令輿論“念念不忘”。而囿于其知名度，對于其是否追責的關注，也投射了不少民眾對于冤案追責的一種普遍性的焦慮。就在此前媒體盤點的十大冤案追責中，10起案件中只有3起已處理，足以說明冤案追責的程度離民眾的期許有著何其之大的距離。而這樣一種低效率、不透明的冤假錯案追責機制，恰恰為類似聶海芬式的傳言提供了溫床。

　　記者詢問會不會就傳言一事報警或者用法律途徑維護自身的權利時，聶海芬稱這個需要征詢組織意見，“還是由組織來定奪比較好。”這或展現的是其個人的“大局”意識。但作為一起代表性冤假錯案中的重要關系人之一，聶海芬在這起案件中的責任到底是什么，不應該再由輿論來猜測。包括聶在內的，這起冤案的追責到底進行到了何種地步，相關方面應該主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這或是在冤案糾偏中，最應該給出的“大局”觀。(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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