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爆炸未有真相，治理困境何解？

　　人們似乎不斷在強調時間!

　　天津“8•12”事故已經過去5天，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臨救援現場的第二天，今天天津的第七次新聞發布會，天津市領導終于首次出席。分管安全生產的天津市副市長何樹山在發布會上上回應“為何缺席之前幾場發布會”時表示，危險物帶有劇毒性質，必須及時處理，由他全權負責，因此連夜制定方案。

　　5天6場新聞發布會，事情的危急程度是否到了分管安全生產的副市長都無法騰出時間，外界不得而知。但是輿論會假設，在信息溝通暢達的情況下，單單分管安全生產副市長因要制定方案無法出席，并非天津市領導一直未在新聞發布會露面的全部原因;如果再考量之前有官員連救援總指揮是誰都需要“這個問題下來以后我再盡快詳細了解”，輿論大概只能慨嘆，天津官方的慌亂失措、行政內部運作的紊亂真是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

　　不過，需要提醒輿論，不要天真地認為這是當地官方內部失控的表現。也許恰恰相反，這未必不是他們深思熟慮權衡的結果。正如有熟知天津港發展歷史的媒體人士所透露的，天津港實際上有兩個“婆婆”：在行政功能上，天津港屬于天津市濱海新區，但在港口業務上，則歸交通部管理。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天津市領導的首次出席新聞發布會，未必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臨救援現場沒有關系;而爆炸事故中的涉事企業瑞海國際物流公司的業務審批、安全監管到底誰來負責至今尚無定論;天津港公安局作為維護港區治安的公安機關，該局和其下設的消防支隊的行政歸屬亦未見權威解釋。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責任與權力之間已經明顯呈現錯位。盡管事故發生后，壓力最直接傳遞到天津當地政府及相關機構，但是，假如在對瑞海國際的業務審批、安全監管等權力方面，天津當地政府的話語權和決策權是相當有限的話，那么，則意味著此刻他們的“權力劣勢”非常明顯，甚至他們內心會感覺委屈，因為這未必是他們的責任。所以毋寧說爆炸事故發生后無人出面承擔責任的局面是失控的結果，不如說這是觀望態度的必然。

　　媒體則依舊在努力尋找真相。瑞海國際崛起的幕后，控股人與某些官員的千絲萬縷關聯，甚至該公司與中化天津公司三年前的一宗國企高管貪腐案存在某種隱秘因果等，都逐漸被曝光。

　　無論是地方的失控抑或觀望，還是可能存在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這些都構成了中央權力內心的焦灼。這會令中央感到，地方及地方官員自己已經成為利益的主體，他們既不對中央負責，也不會對民眾負責，只對自身的利益負責。這樣意味著地方的權力不僅不屬于民眾，甚至不歸屬于中央，對中央來說，毫無疑問，這意味著治理失控的風險已經存在。

　　當然，不能簡單認為，正是地方治理的漏洞，導致了安全隱患得不到有效監管，乃至出現事故之后無人擔責的亂象。加強中央權威及監管，表面上似乎可以彌補類似的地方治理漏洞，而且對中央來說，似乎也不再有治理失控之虞。但是，應該看到，面對著日益復雜的社會，一插到底所需的成本，足以讓中央不堪重負，僅僅在技術層面上已經不可能。因而，在地方治理上，中央對地方是有依賴的，更何況，為了保證地方對中央的忠誠，中央在權力上收、權力集中的同時，需要給予地方足夠的空間，甚至需要默許地方及地方擁有自身的利益。

　　這實際上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默契，它也是中國集權式治理之所以未能走出“收死放亂”的窠臼的淵藪所在。

　　在這次天津爆炸事件中，攝影師們捕捉到總理在廢墟上長嘆凝視的形象，那種憂郁與肅穆，傳遞著以國務院總理為象征的中央權力的決心及解決問題“給歷史一個交代”的誠意，但同時也意味著地方治理的困境，如果總理總是需要時刻扮演救火隊長及民眾心理撫慰師的角色，地方治理者的角色和責任何在?

　　總理來了，意味著中央的在場。地方的不作為、亂作為似乎將得到抑制或杜絕，但由此帶來，上層權力的超負荷乃至于權力的腐敗專斷，以及對地方政府社會組織管理能力和責任的弱化，都將是需要直面的問題。

　　也許超越中央與地方作為國家機器內部的“集權”或“分權”的狹隘視野，理順各級政府間的權責對稱關系，著眼于政府與社會權力-權利的平衡，或是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因管轄權問題而導致的糾纏和亂象，能給中國社會的另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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