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總理之怒能改變“處長治國”嗎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不再像以前那樣突出，如今已經很少有改革部署會卡在“最先一公里”。然而，由于改革“中梗阻”現象依然普遍，有些政令容易在落實過程中打折或被卡在“最后一公里”。典型例子是，中央制定的一些好政策在《新聞聯播》里看得到，百姓卻遲遲享受不到。

　　在不久前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對這種“中梗阻”現象進行了嚴厲批評。李克強表示，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運轉程序繁冗、拖沓，亟須進一步簡化流程，加快簡政放權進程。“部長們參加的國務院常務會已經討論通過的一些政策，現在卻還卡在那兒，讓幾個處長來把關，這不在程序上完全顛倒了嗎？”

　　總理怒斥“處長把關”卡住中央好政策，足見這一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正視的地步。事實上，“處長把關”影響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的現象，被中央領導和普通百姓詬病已久。早在多年以前，就曾有中央領導談到“有些部門，處長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長、市長來看他，他對人家連眼皮都不抬一下”；此前，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更結合投資經歷吐槽，“中國嚴格意義上是‘處長治國’”。

　　“處長治國”的論斷或許有些武斷，但在“現官不如現管”的傳統下，處長們掌握的實權確實不小。在有些部門，一個處長的一句話就能左右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資金和項目。曾有媒體報道，在發改委某部門某司的一個處長面前，全國各地跑項目的專家甚至是副省長連一句話都不敢辯，“一反駁項目就沒有了”；有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稱，每年節假日進京送禮，主要是和各部委的處長們打交道。

　　處長們“卡住”國務院已經討論通過的政策，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是中央政令的具體執行者，很多政策都必須等他們“會簽”之后才能向前推進，即使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簡政放權，這些人依然留有行政慣性；另一方面是因為，處長們在落實政策時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篩選、截留信息已成為一些人以權謀私的手段，他們不愿意放棄尋租機會，只要對自己、對部門不利的政令，都容易被他們軟抵制。

　　從封建社會的“胥吏擅權”現象，到如今一些人吐槽的“處長治國”，不被約束的權力無論大小都會作亂。要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就必須打通“處長治國”的“中梗阻”。不過，總理之怒只是將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提上臺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討論，真要破解“處長治國”問題，關鍵要做好依法治權的文章。

　　“處長把關”卡住中央好政策，充分說明簡政放權工作沒有到位。因此，要破解“處長治國”的困境，首先要規范權力運行程序，推進行政審批流程再造，將處長們的權力清單曬在陽光下。只有以嚴格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制度，為處長們行使職權劃定清晰邊界，對處長手中的權力進行清理和規范，才能避免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扭曲為處長們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最大化。

　　其次，“處長把關”卡住中央好政策，既是作風之弊又是腐敗之癥，要從作風建設和反腐的高度進行防治。一種現象長期存在并不代表一定合理，縱容“處長治國”勢必敗壞政治生態。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兩次提到要治理“為官不為”，李克強總理最近在主持召開東北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再次強調，要對庸政、懶政堅決問責。對那些不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處長，要依法依規追究責任。

　　此外，要解決“處長把關”的問題，不能只盯著處長這一級，而要從制度設計的層面考慮。因為文件運轉程序繁冗和機械，一些地方曾出現紅頭文件每下達一級則多一層“關于轉發……的通知”的現象，成為社會笑談。在倡導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今天，政府部門的行政方式也須突破窠臼。

　　身處“互聯網+”時代，那種帶有形式主義色彩的文件運轉制度，也應與時俱進地進行適當優化與升級。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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