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官員“倒在煤上”因權力“定價”過高

　　過去一年，山西是在喧囂中度過的。因“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山西成為全國的反腐“樣本”。而受煤炭、焦化、冶金等傳統支柱產業低迷的拖累，山西經濟“斷崖式”下跌，GDP增速跌至內地31個省份之末，為4.9%。“黑馬”——“黑色馬年”——罕見而又漫長的農歷“閏九月”馬年，也被普遍認為是山西的“黑色一年”。 （3月4日《北京青年報》）

　　“黑色馬年”、官場“塌方”、經濟墊底、“資源詛咒”成真等，都沒離開煤炭利益紐帶的維系而“倒在煤上”，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反觀山西創歷史之最的被調查官員總數，廳級干部45人、縣處級干部545人，或許還有“潛入水底”者暫無隱憂。此種因煤炭行業存在的灰色生態，而讓地方經濟、多名官員身陷“黑金泥潭”，難道是權力“定價”過高所致？非也，缺失強有力的權力制衡、監督，潛在價值巨大的相關審批權和核準權，才是異化為權力尋租的“路條”，“多米諾骨牌”轟然倒塌的“導火索”。

　　事實上，多數官員“倒在煤上”，也折射出近年來能源鄰域監管失控腐敗已然泛濫成災。從劉鐵男到金道銘、杜善學、陳川平、聶春玉、令政策等陸續被抓，掀起了能源反腐風暴。里面還潛藏著多少的“老虎”和“蒼蠅”，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能源腐敗就像病毒一樣沿著利益關系脈絡滲透、蔓延，形成龐大的腐敗勢力鏈，“山西幫”、“呂梁幫”、“五臺幫”、“平陸幫”等等如是，讓這些落馬官員監守自盜、自肥腰包。就像原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被查時，從住房里搜查了億元現金一樣，讓人倒吸一口冷氣；高平亦然，三任市長謝克敏、秦建孝、楊曉波“前腐后繼”，讓人大跌眼鏡。再次說明整治煤炭領域內腐敗問題已迫在眉睫，限制官員手中的自由量裁權刻不容緩。

　　“手握煤炭行政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利用煤焦反腐獲利的紀檢系統官員、省屬大型煤炭企業負責人、煤炭監管部門與執法部門官員”被專家歸類為“倒在煤上”四類的官員。它映射出的是部分基層官員手中有權、監管不力，一些制度的約束，還停留于紙面上。讓一些膽大妄為的“執棒”基層官員，正是利用了監管上的空隙大做文章，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來弄權。如同金道銘一樣，伙同被媒體稱為“白手套”的“胡姓姐妹”大肆斂財。難道其弄權之險惡、之貪婪、之嚴重敗壞社會風氣的情形，上級監督部門沒有一點覺察？日常的管理制度沒有對其產生過有效約束？究其原因，可能還在于官員任用體制不透明，民眾的監督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致。

　　不可否認，過去一年，山西是在喧囂中度過的。因“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山西成為全國的反腐“樣本”。而受煤炭、焦化、冶金等傳統支柱產業低迷的拖累，山西經濟“斷崖式”下跌，GDP增速跌至內地31個省份之末，為4.9%。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沒有資源開發與利用上規劃滯后、沒有“黑色利益”成網、沒有部分官員貪腐成性、瘋狂聚斂、沒有權力被“定價”、沒有權力交易的隱秘市場的“權力游戲”，何來如今的尷尬局面？說一千道一萬，須得徹底厘清其利益鏈條，將隱藏于幕后的其他權力交易者也挖出來，才可能產生震懾作用，不會一“黑”到底。

　　一言以蔽之，身為地方“父母官”，本該是地方建設的中流砥柱，本該承擔著比其他行業和個人更為沉重的歷史使命。在物欲橫流的今天，卻砰然“倒在煤上”，這是理想信念不堅定，自我教育防范意識不夠的結果。筆者以為，要摒棄“倒在煤上”事件再次發生，需我們領導干部喚醒內心的道德良知，經常反思自我、完善自我，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警鐘長鳴，防微杜漸，從根源上杜絕腐敗問題，真正成為百姓服務的“親民官”。

　　稿源：荊楚網

(來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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