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款殺人”凸現“以罰代管”執法弊端

　　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一輛大貨車被運政、路政部門相繼罰款。司機稱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給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給運政3000元）后，路政部門仍要罰款，女車主求情未果，當場服劇毒農藥自殺，現在仍在醫院搶救。接受記者采訪時，執法人員稱是正常執法，不清楚女車主是否喝藥。（12月1日《京華時報》）

　　一邊是超載現象屢禁不絕，一邊是罰款金額水漲船高，司機在出示月票和年票后仍然要繳納罰款，表面上是路政部門嚴格執法，實際上卻存在公權濫用之嫌。據記者調查，治超隊伍經費依靠罰款，罰款過重讓車主不堪重負，喝農藥自殺的極端行為，既是車主用生命對路政執法的反抗，也折射出當前執法中“以罰代管”的弊端，是時候對這一模式進行破除了！

　　就全國范圍內而言，治超治標不治本是個不爭的事實，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緣于長期形成的“以罰代管”。按照治超的初衷，車輛超載原本不能通行，但現實中許多地方罰款后即可上路，一些地方甚至懶于每次收罰款，干脆用罰款包干的方式分階段性集中收取，這就是不斷被媒體曝光的“超載月票”。比如河北永年縣和邯鄲縣，“月票”被貨車司機稱為“買路費”，永年縣的路政、運管和治超站打包價為3200元，邯鄲縣價格是1550元。河南淮濱縣“月票”高達為5200元，該縣治超辦每月罰款收入多達千萬元之巨。“以罰代管”帶來的負效應不言自喻，逐漸成為所有超載司機的“法寶”，這樣帶來的后果是，一方面養護路橋需要大筆費用由財政支出，另一方面巨額超載罰款卻成了治超部門的福利，兩相對比之下，養護路橋的投入如同無底洞，損害的終究還是公眾利益。

　　除了路政部門外，涉及治超的還有交警、運政、質監、工商等多個部門，由于政出多門、各部門雖都有法可依，但處罰標準、金額不一，路政罰款后運政、交警等部門接著上，作為靠運輸吃飯的車主來說如何抵擋得住？況且，“以罰代管”的執法語境下，一些部門難免將罰款視作創收的渠道，“執法經濟”自然不可避免出現。

　　就治超本身而言，應該遵循的原則是拒絕超載，而不是罰款后放行，如果堅守這條底線，將超載車輛一律禁止通行定為“鐵規”，在這樣的前提下，又何來因罰款而產生的各種執法亂象？當然，破除“以罰代管”還需完善配套制度，比如最大限度為司機減負，降低各種路橋費、通行費以及出行成本，讓司機嘗到不需要超載也能贏利的甜頭，還有誰愿意超載行駛？舉一反三，這些對于諸如治理違建、消防安全等其他行業執法中的“以罰代管”現象同樣具有啟迪意義。

　　（文/林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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