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的三二一標準

　　在我與朋友們合著的新書《十問中國夢》的發布會上，主持人提出一個問題：實現中國夢的標志是什么？朋友們各有精彩的回答，我則提供了一個較為抽象的答案。

　　我說，當中國實現了“由二而三”又“由二而一”的時候，才是中國夢實現的時候。

　　前面的一篇專欄《中國式改革方法論》簡單回溯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史，從中可以發現中國改革是一種雙軌模式，這種模式是既定歷史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其中體現出既可以說高超也可以說不得已的改革智慧。它一方面造成了國家經濟的繁榮，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個二元中國。

　　《十問中國夢》指出，當前中國尚沒有消滅舊三大差距——工農差距、城鄉差距、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差距，卻發展出了新三大差距——一線員工和管理者之間的差別、壟斷行業職工和競爭性行業職工的差別、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之間的差別，而且這差距正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

　　二元中國何止這六大差距，最具切膚之痛的差距是高企的房價導致的有房者與無房者之間的差距，人們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新標準，這真是具有哭笑不得的諷刺意味。

　　總結起來，“不公平”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最痛點。它進而侵入到精神層面，撕裂國人的精神世界。農民工不愛他長期居住的城市，因為他們只在城市里暫住，他們以過客的心態對待城市，年底不惜長途遷徙回到老家尋找歸宿；北京人不愛杭州人，因為這里有更好的學校、醫院；國有企業人不愛民營企業，因為他們掌握著更多的壟斷資源和福利待遇……二元不均破壞了家園共同體的統一情感，削減了國家意識。

　　種種牢騷滿腹、浮躁不安、逐利無度、見死不救、寡廉鮮恥，也無不與此有關。當一個社會的逐利水平達到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為代價，避害達到不惜漠視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受侵害的地步，就構成了道德潰敗的圖景。套用一下哈耶克的句式：一個不公正的社會必然導致對于法律的不敬、對于困難的漠視甚至對于惡者的同情。

　　“二”意味著尷尬、分裂和不安，它不應該是中國夢的終點。追求中國夢就是要消除這“二”，走向“一”：城市人和農村人遇到車禍的時候不再“同命不同價”；農民可以到城里買房，居民也可以到農村買房；民營資本也可以辦加油站，申請貸款的時候能夠享受到同等待遇；打工者可以在城市安居樂業，子女可以在城市里讀書高考，不再像以前一樣做候鳥式的遷徙……

　　這就是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以及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意義所在。跳開一步來說，這“一”就是自由、民主、公平等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但是“一”太單調了，一個善治而有活力的國家不應該是單調的。價值觀上需要“一”，但社會形態上需要“三”。“三”意味著多，有三才能豐富，才多姿多彩。

　　具體到中國的未來，只有政府和市場的二維治理顯然不夠，還要發展出社會的維度，三足鼎立，結構方能穩固。恰恰社會是當前中國的短板，需要政府像當年放權于市場一樣，再向社會放權，萌生出一個新的有活力的社會。當社會學會自治，政府就不再需要充當全能主義的家長，良序運行，沛然生動。

　　中國正迎來這樣一個社會結構重組的大變革時期。我邀請了免費午餐、微博打拐發起人、著名公益人士鄧飛來參加新書發布會。鄧飛是這場社會變革的產物，我說：“我看鄧飛，他既是鄧飛，又不是鄧飛，他是新的社會結構中的新細胞�！倍�鄧飛的演講仍然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樣富有激情，他號召人們行動，“行動改變中國”是他的座右銘。

　　一位朋友說，強社會是制衡公權力和節制資本之基，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主語只能是我們自己。我深以為然。當中國出現千千萬萬個鄧飛的時候，中國社會才能迎來真正的善治。日本2008年每一萬人就擁有97個社會組織，美國是63個，香港是28個，就連新加坡也有13個，而中國只有2個，中國善治之夢，任重而道遠。

　　“三”還可以包括新技術，這是一個具有革命性的變量�，F實世界越來越成為比特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與人的距離被拉近，鴻溝被跨越，世界成為平的！如果善于運用新技術，社會治理將大為簡化，甚至民主的定義也將會被改寫。一個“嘀嘀打車”的軟件就輕易達成了交通高峰期趴窩司機和無助顧客之間的有效對接。

　　“三”還可以是法治，是媒體，是自由的思想市場。越是多元，越是穩固，越是精彩。

　　總之，對于國家而言，“二”是不徹底的，“二”只是過程，是曲折，是不得已，一個國家如果停留在“二”的階段，處處雙軌，將造成精神分裂。“一”才是歸宿，是本源，抱元守一，才是中國夢的基礎。這“一”便是自由、民主、平等等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但是在表象上，卻是“三”，“三”是豐富，是繁華，是生動。多元而一元，是為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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