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高鐵避明皇陵，＂工程為文物讓路＂該不該是新聞

　　京滬高鐵在修建過程中，為避讓明皇陵，多花了2.3億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橋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日前，京滬高鐵徐州至上海段總設計師、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王玉澤總工程師，在華中科技大學ICOMOS—Wuhan“工程·文化·景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公開披露了這組數據。（11月18日《長江日報》）

　　我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條明確規定，建設工程選址，應當盡可能避開不可移動文物。明皇陵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京滬高鐵項目更改設計方案為其讓路，只是在遵守法律規定。然而，這一底線正義，之所以成為媒體追逐的新聞，網友關注的焦點，也從側面折射出文物在施工挖掘機面前，往往扮演被傷害者的角色。

　　去年是《文物保護法》頒布30周年。據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消失的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中，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與工程為文物讓路相比，映入公眾視線的，更多的是項目破壞文物的事件。廣州金陵臺、妙高臺民國建筑，更是在當地規劃部門明確下文暫緩拆除的情況下，被開發商連夜突擊拆除。

　　工程為文物讓路的規定緣何一再被無視，這一方面在于守法成本和違法代價的失衡。根據文物保護法，凡因進行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所需費用由建設單位列入建設工程預算。這就意味著，倘若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落實相關文保規定，施工方又要增加工程開支，又會延誤項目進度。相反，如果破壞文物，只需面臨最高50萬元的處罰，簡直就是罰酒三杯。兩害相侵取其輕，許多建設單位甘愿受罰，也不愿意工程為文物讓路。

　　同時，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也成為一大推手。在一些地方看來，項目開發是顯性政績，能帶來巨大經濟利益，文物保護則是隱性政績，只見投入不見產出。當二者產生沖突時，自然要把項目進度放在首位，文物保護則處于“講起來重要，做起來不要”的尷尬。湖南省文物局相關人士坦言，一些市、縣重點工程，特別是一些“首長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是長官意志代替法律規定，基層文物部門迫于壓力，無法開展正常的執法工作。

　　文物是歷史的見證，保護遺跡就是保護民族的記憶。文物保護和工程建設的矛盾，實際上是短期的經濟利益與長遠的文化發展的矛盾。我們不能目光短淺，為工程讓路文物的代價錙銖必較，而應看到文物之于文明傳承的深遠意義，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正如埃及文物管理委員會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所言，“我們沒有理由把祖先的遺產當商品對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承人類文明。”

　　要想“工程為文物讓路”不再成新聞，首先需要強化法律剛性，提高違法成本。目前《文物保護法》修訂工作已經啟動，除了提高對破壞文物的處罰上限外，有必要引入公益訴訟，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門作為民事訴訟主體，對文物損害案件依法提出經濟賠償；其次，厘清權力邊界，完善文物保護的行政首長負責制，促使地方政府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的關系，自覺摒棄單純追逐GDP、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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