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改革的金礦在社會領域

原標題：環球時報：中國未來改革的金礦在社會領域

　　編者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再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透過《決定》我們能看到什么，改革的深水區如何跨越，下一步轉型的重點在哪里？《環球時報》將在今明兩天刊登國內權威專家對此的解讀。

　　少些看客，警惕激進

　　張樹華

　　此次改革方案的制定由總書記親自掛帥，按計劃，還將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一方面顯示了改革的決心，也表明了今后改革的全面性。3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改革不僅需要經濟領域的單兵突進，也需要其他領域的協調與配合。今后，中國的改革可能像當年由農村進入到城市一樣，中國的改革更廣闊的空間將轉向社會領域。今后中國的改革“金礦”和“盈利空間”最大的可能在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的改革和全社會治理水平的提高，將是實現中國夢的主要依靠和指標。今后的中國改革需要的不再是披荊斬棘的大斧頭，而是手術刀和螺絲刀，需要更加精準地分清病灶或車況，操作時有切有縫，有松有緊。

　　2.0版的中國改革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參與。雖然今后的改革不一定馬上帶來“普惠”的成果，但旁觀者的心態和看客的心理還是要不得的。不應幻想“一改就靈”，好像改革設計者掌握著神奇的“法器或開關”，一針見效。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那些葉公好龍式的激進變革思潮，鼓吹政治上殺一條血路，將改革變成全盤推倒重來。今后的改革，一方面需要精心設計，一方面需要真正反映絕大多數民眾的需求，防止改革導向集團化和碎片化。

　　如今改革的大政方針已定，未來10年左右的時間里，將要設計和出臺更加細化的實施方案或措施。今后在設計和實施改革政策過程中，既要避免閉門造車，防止集團爭利或部門利益；又要遠離民粹思潮的壓力，改革利益導向做到最大程度上面向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發展無止境，改革不停步。今后的改革，看準了，想好了，就要干起來。當然，今后10年的改革也不僅局限于《決定》列出的那些目標。比如完善公務員制度，建立能上能下公務員流動機制，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共和國公務員職級和薪金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建立黨內自我凈化制度，提高黨的生機與活力；與時俱進，完善機構和編制制度，建立中國特色的、與改革發展事業相符的機構編制制度等。▲(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

　　《決定》體現“治理民主”

　　楊光斌

　　針對很多國家因實行了西式黨爭政治而導致的治理失序和“無效的民主”，我曾提出超越自由民主理論的、由“社會參與—自主性回應—政府責任”三要素所構成的“治理民主”(governable democracy，直譯為“可治理的民主”)。可以用“治理民主”理論解讀《決定》。

　　社會參與。《決定》所要改革的領域、問題之全面、之深刻、之細致，是很多人包括我本人所沒有預料到的。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所有要改革的領域和問題都是社會各界和社會科學所爭論和建議的：比如經濟學界經常批評的過去10年計劃經濟式政府調控，《決定》規定要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治學界的顯學即“協商民主”體現為《決定》中的建立多層次的協商民主制度，同時中國政治學針對民主化而帶來治理失敗所提出的“國家治理”概念則直接表述為“國家治理體系”；法學界的呼吁則直接體現為“法治中國”，回答了意識形態化的“主義”之爭；人口經濟學家的呼吁換來的是放開“單獨二胎”……凡此種種，無論是宏觀體系、中觀領域還是微觀問題，都是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結果，攜手共進的表現。中國社會的多元化格局已經形成，有了初步的自主性，必然要討論、批評和建言公共政策。

　　自主性回應。幾乎所有的民主理論都強調，“回應”社會訴求是民主的核心。但是，任何社會的制度空間都是有限的，必定要擠壓掉一些訴求；再則，一味順應社會既可能是南美式民粹主義，也可能是西方國家的歷史—現實中反復出現的不良政治，如美國的槍支泛濫。因此，回應必須是國家自主性的，有高度選擇性的。比如，《決定》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強調市場與政府的平衡作用，這顯然不同于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市場神話。再比如，建設中國的民主政治，相對于基于黨爭的競爭性選舉，協商民主更有中國歷史文化根基。因此，在釋放社會活力的同時保持國家自主性，是包括印度、菲律賓、墨西哥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夢寐以求的。

　　政府責任。民主政治說到底是為了向善而不是相反，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有民主而無治理，說到底是國家自主性出了問題，政府責任出了問題。頂層設計其實不難，難的是政策執行。令人意外的是，多年來學者們呼吁重設“體制改革委員會”，而《決定》回應的是比體改委層次更高、沒有任何部門利益色彩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彰顯了抓鐵留痕的改革決心和責任感。▲(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

　　試驗區成開放新舞臺

　　張燕生

　　關于開放，《決定》有兩個主題詞很重要，一個是內陸和沿邊地區的開放，一個是自由貿易區的發展。

　　這兩個主題詞離不開兩個大背景。一個是當前危機后的全球變局，美國要搞TPP、TTIP、BIT2012、TISA，搞號稱高標準的自貿區、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什么是高標準？就是美國的標準。同時自貿區的規則往往是排他性的。拿紡織業來說，TPP的紡織前沿規則使越來越多的中國紡織企業面臨困境，如果產品從中國出口到TPP成員國境內，就會被征更高的關稅，但如果產地在越南，也就是在TPP境內，出口的產品就能得到零關稅待遇。這些歧視性的差異迫使中國紡織企業不得不把工廠遷到越南。

　　還有一個背景是回到30多年前，鄧小平講我們的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的開放，即對發達國家的開放、對新興經濟體的開放，以及對前蘇東地區的開放。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涉及到內陸和沿邊地區的開放，如何向西開放，進而帶動我國西部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發展，是我們亟須解決的大課題。其重要方向會涉及到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之間如何開展合作，它們一個在東部最發達地區，一個在西部相對落后地區，這兩個試驗區在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如何開展合作共同推動向西開放和我國西部地區開放開發，就變得非常重要。

　　在寧夏建立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目的是為發展中國和中東阿拉伯地區經濟貿易合作的關系，這對中國有重大意義。從能源角度考慮，中東阿拉伯國家是世界石油最大生產者，而中國是世界石油最大需求國之一。從金融來講，石油產業給中東阿拉伯國家帶來五六千億美元的貿易盈余，中國每年也有兩三千億美元的貨物貿易盈余，雙方可以開展很好的金融和貨幣之間的合作。此外，中東阿拉伯國家的農業、工業、服務業相對落后，在推動其經濟和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方面，與中國產業有更多互補性合作機會。同時，中東阿拉伯地區的資金可以進一步推動中國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生態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因此雙方無論在能源、金融，還是產業上都有互補性發展的合作機遇。

　　但如果僅靠寧夏，在人力、資本等各方面都受較大約束，如果能用上海聚集的全球優質要素、全球人才和企業來帶動寧夏建設就會好得多。這很像30多年前的深圳，一個小漁村在把中國帶向世界和把世界引入中國方面很好地扮演了窗口和橋梁作用。在未來30年，寧夏和上海試驗區都是新一輪開放的大舞臺、大窗口和大橋梁，它們對推動將來中國高標準的改革開放，具有標志性意義，我非常看好它們的合作前景。▲(作者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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