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廈若不庇寒士

　　廣廈庇何人？1200多年前，大詩人杜甫曾經給出他的答案——如果算不上答案，至少，是愿望。

　　唐肅宗上元二年的八月里，一個秋夜，杜甫在屋里淋了雨，因為屋頂上的茅草被大風吹跑了。然后，就淋出了那首千年久傳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后人憐這位大詩人生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的貧苦生活，更感慨敬佩他在詩作最后一節生出的天下之思：“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這一年，在歷史上，離安史之亂平息也還有一兩年。再早兩年，他棄了官，帶著家人，“漂泊西南”，直到在成都浣花溪邊搭起這座茅屋，終于一時安頓下來。而這天晚上，屋漏，又逢夜雨，年只近五十卻早飽經亂離與生活困苦，本已睡眠輕淺的詩人更徹夜難眠。以我這樣的讀者想來，對于生活的窘況，他應該也難免覺得心酸，但寫成詩，強烈顯現的則是“何時見此屋”的蒼生之念。那種迫切到甚至不惜賭咒發誓，“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情態，則更讓人見識了這位詩人之所以被視為憂國憂民的典范，名聲不虛，可愛可敬。

　　關于杜甫為什么棄官，《舊唐書》有說法，后人也有猜測。但原因無論是逃荒，還是對紛亂政局的失望，其實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問題了。總之，到這時節，他已經是個無官在身、又載著生活負累的“寒士”了。按傳統的說法，在古代，做官的讀書人，是被稱為“士大夫”的群體；而只讀書不當官的，就僅是“士”了。至于“寒士”，正如此時景況里的杜甫——“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一邊是漸老而將衰正衰、面對生活分外無力的詩人，一邊是調皮惡作劇或是同樣面對生活艱難而“作惡”的鄰村群童——這是一番千年前亂世漂泊里的凡俗場景，凄涼和無奈兼而有之。

　　所以，杜甫此時發出的“寒士”之嘆，那關于“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愿望，與其說是一個讀書人的愿望，不如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愿望：什么時候，大家都能住進狂風驟雨來臨也能安如山的房子，過上溫和飽暖的日子，小童也不用欺凌老弱搶抱茅草，自家也不用擔心風掀掉了屋頂而漏雨受凍，那就好了啊。就算我過不上這樣的日子，只要天下人都過上了，也是好的啊。

　　褪掉杜甫千古大詩人的身份，廣廈庇寒士，其實是一個古代普通百姓的愿望；換個層面說，“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也是許多在中古時代長期被視為社會中堅的讀書人的邏輯。這樣的邏輯，200多年后，范仲淹用了另一句話來表達——“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先憂、后樂，這樣的情懷，當然只是種道德號召。號召，不那么貼切地說，其實只對尚德的君子有點用。認同它的，自去踐行，不認同的，也沒法強摁牛頭飲水。歷史上，并不缺乏有這樣情懷的杰出人物，但顯然比例不太高。否則，就沒有那么多朝代更替，小康大同也早不在話下了。

　　但這樣的情懷終歸代表了一種能夠穿透歷史而千百年不落伍的精神境界。《岳陽樓記》之所以被久久傳誦，當然不是因為它歌頌的“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而恰恰是因為這番憂樂之說。《岳陽樓記》的流傳，說明人心畢竟有共識，雖千百年不廢。如此，取法乎上得其中，即使做不到先憂后樂，能夠與天下同憂同樂，也仍不失為一種赤子心。

　　最怕的是，同樣的話反過來說，“先天下之樂而樂，后天下之憂仍不憂”。與先憂后樂作為道德號召相對，這樣的“情懷”，就難免要受道德譴責了。對自顧自過日子的人來說，譴責也就譴責了，除了在一個風俗尚佳的社會里必然會生出的幾分羞赧慚愧，也不礙什么大事。但對影響著更多人過日子的“大夫”來說，這種譴責，就不能僅僅落在道德層面上了。所以，有這樣的現象反復出現：一些地方超豪華的黨政機關大樓被各地網友拍照上傳，一次又一次地成為輿論焦點；地方尚未發達，一些領導干部的辦公樓先寬裕豪華起來，這樣的老話題，被再三翻揀抨擊……人們之所以對此“念念不忘”，反復敲打回響，不過是不忿于那種“先天下之樂而樂”的荒誕場景：廣廈若已“突兀見”，怎不庇寒士？

　　若說今人比不上古人，那是枉縱了今人，也捧殺了古人。幾千年里，關于“廣廈庇何人”的答案，其實一直回蕩在人們心里，只請諸君傾耳聽。這“廣廈”，說的是房子，當然，也不僅僅只是房子。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18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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