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紀通報“某”字遮羞 利焉弊焉

作者：楊光志

　　近日，黑龍江省向外通報嚴肅查處了５４７起頂風違紀案例，然而包括一副省級干部違紀在內的案例都只見事不見人，違紀干部被以“某”字代替，引發網民質疑。盤點近期的一些違紀通報，“某”字現象頻出，是程序要求如此，還是有意遮羞？（新聞鏈接）

　　75%的網民希望公開包括違紀者姓名在內的具體信息，避免“見事不見人”，這個比例，在我看來還是較小的，估計上網在中國，還是稍有門檻，大量文化低的體力勞動者，還對網絡陌生，而樂意在公共事務領域發言的一撥人，又以熟悉行政體例的知識分子居多，因而，這樣的表態比例，還某種程度上帶著“此處打草彼處蛇驚”的“留一手”考量。

　　顯然，違紀通報“某”字遮羞，是傳統問責操作里的一種慣例，其依據從哪兒來，就是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在這個原則里稍一偏心，就偏愛了那“挽救”、“保護”、“憐惜”、“觀后效”等字眼，這樣做也不是絕對沒有好處，對于具體受處罰的干部，這替“有過者”諱，是符合中國熟人社會文化內涵的“照顧面子”，有利于促使犯錯者感激涕零，及時改過。

　　同時，這種操作還貌似向法律實務借了點經，譬如法庭審案依法用“某”來代名。事實上，這種依樣畫瓢機械套用是很不嚴謹的，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法律操作用“某”，是保護當事人隱私，是保護未成年人成長，是保護檢舉人安全，是無罪推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判決，不得對公民定罪，這與處理違紀黨員干部，完全是兩碼事。

　　還要看到，傳統問責與具體針對個人的打貪反腐有所不同的是，這種責任承擔，其一，常常有“為交椅背過”的特點，官員本身并沒做錯什么，只是坐到這個官位交椅上，所分管的工作領域出了紕漏，必須“承擔領導責任”。其二，常常是在地方局部小范疇責任圈子里，被當成“保車之卒”或“保帥之車”來犧牲，那么，處罰過程的高舉輕落，不關痛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其上司避免“拔出蘿卜帶除泥”、“引火燒身”的“回報”與“自保”相結合的策略。其三，為集體利益知錯故犯，于國家層面大框架是違了規，于地方政府小格局卻是爭了利，這種犯錯，其上級當然樂于為其包著護著，以利風頭一過，再加重用。

　　盡管，“某”字遮羞在機關官場生存中有這種做得說不得的“好處”，但確實，這是一項必須要改變的現象，因為這違背民心民意，在社會效果上，給群眾以“玩文字游戲”的印象。當前，正在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直指“四風”，而這“某”字通報，何嘗不是問責上的一種“形式主義”，是與群眾意愿的脫節，與透明政府打造的努力相違背，對于趕權力進籠子，對于公權力的規范運作，有著太多的“江湖痞氣”與不科學的弊病。客觀上，會毀損了政府的公信力，讓官員兩張皮越分越開，讓機關裙帶風越演越烈，讓官官相衛、保主護犢、爺不查兒、高揚低放、糊涂僧判糊涂案、亂和稀泥等等手段，成為一些地方官員“恩威并施以挾部屬”的慣用做法，弱化了紀律制度的剛性，不利于公務員行為的規范建設。

　　完善制度建設，強化干部監督，是十八大報告傳遞出的一個強烈信號。結合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聯想去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與學術界人士座談時指出，“信任不能代替監督”，不得不說，以“某”字遮羞替錯者諱的操作，已經成為我們制度建設中一個嚴重的障礙，不利于嚴處動真格，不利于打痛打怕不留死角，讓其不想腐不敢腐，只有讓權力切實得到監督，才能凝聚起全社會的精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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